青年农民曾少全从云南昭通来成都打工有三、四年了，他感觉打工环境比以前要好一些。“干活拿不到钱的事少了，有时老板拖一下，多找几次也要得到。不过，千万不能出事，要是受伤残废，麻烦就大了，出了事，有的老板干脆就躲了。打官司吧，耗不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曾少全的感受大致反映出农民工目前的现状。

    “我可不想惹麻烦，现在从****到你们媒体，全社会都在盯着农民工的工资。”自称在建筑行业混了多年的包工头王扬说，“现在，就算发包方没及时付款，我就是垫钱都要先把工人工资给啰。”但说到万一出现工伤怎么办时，王扬只是说，自己一向对安全高度重视，还没遇到过。“真要遇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事实上一旦出现工伤，不少公司和私人老板往往是想尽办法钻空子，能拖就拖，有的甚至一跑了之。“拖欠工资的，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一般也比较好认定。就算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法院也可以根据相关证据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成都市武侯区法院陈克刚法官说，“但涉及工伤的案件在进入法院之前，还有一些程序要走，要麻烦得多。加上工伤赔偿数额一般都比较大，用人单位往往会利用程序设置上的一些规定，能拖就拖。”

    按法定程序，有律师计算过，从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工伤鉴定、再到法院审理……工伤官司全部程序走下来，一般要两年多时间。一拖三、四年甚至更长的也不少见。

    不光是时间上耗不起，时间越长必然花费越多，高昂的维权成本对流动性大、生存艰难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除非能得到法律援助，一些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私了和解。或者铤而走险，采取过激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说。

    除了工伤维权程序复杂、成本高之外，一些部门的冷漠也造成了伤残农民工维权难。有些地方对不规范用工的企业并未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当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也不积极主动配合，从而增加了维权的难度。

    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曾为国内最大一宗正乙烷中毒事件的农民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由于身处异地，当地个别****部门人员和用工者不配合，调查取证过程可谓历经艰辛。最终他们还是查实，这些农民工，被该企业要求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劳动环境中，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神经性毒物———正乙烷而导致中毒，其中有18名是川籍民工。

    “中毒是长期渐进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监管措施，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施杰说，更让人寒心的是，类似的悲剧发生后，个别部门的个别管理人员往往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别的什么原因，不配合律师调查取证，给农民工维权造成阻碍。（完）